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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4 《论语》的读法,糖电池与糖氢电池,

时间:2019-10-06 13:08来源:房产
熊逸  9.4 | 《论语》的读法 (1)孔子为什么说怪话 今天谈谈《论语》的读法。首先我们要知道,《论语》不是一部系统化的学术专著,里边的很多话都只是孔子零零散散谈的人生经验

熊逸  9.4 | 《论语》的读法

(1)孔子为什么说怪话

今天谈谈《论语》的读法。首先我们要知道,《论语》不是一部系统化的学术专著,里边的很多话都只是孔子零零散散谈的人生经验。比如孔子说“别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如果拿它当一个学术命题来看,怎么解释都解释不圆。好像孔子是个势利眼,又好像顶尖人物注定没朋友。所以历代学者不断想为孔子辩护,做出过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但我们不妨把自己想象成孔子的一个弟子,追随在老师身边,偶然听老师讲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然很好理解,无非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有上进心的人应该有意识地和高水平的人相处。用评书里的话讲,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没有上进心的人选择另外的交友方式,比如市井智慧里,会教人选择略低于自己的朋友。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交往模式,相处起来最舒服,自尊心容易得到满足,也不容易犯红眼病。

如果有草根阶层的教条主义者,偏要拿孔子的话当金科玉律,非要和精英交朋友,结果发现自己关心的话题是公交怎么换乘最省钱,人家却在关心游艇的保养,实在没有共同语言。出现这种尴尬,真不能怪孔子。

话说回来,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留下的问题。孔子说过:“丢了官就该赶紧穷掉,死了就该赶紧烂掉。”请你不要查任何资料,仅从字面上想想孔子这两句话,你觉得孔子到底想说什么?

孔子死后,他的几个著名的弟子认真议论过这句话。曾子说:“我亲耳听老师这么讲过。”有子说:“不可能,这不是君子该说的话。”曾子不服气:“我和子游一起听到的,怎么会错!”有子说:“就算老师真的这么说过,一定有特定的语境。”

后来曾子遇到子游,提起这件事来,子游反而站在有子的一边。他对曾子说:“当年老师在宋国,看到桓(huán)司马督造自用的石椁(guǒ),三年都没做好。老师就说:‘他这么奢侈浪费,死了还不如赶快烂掉的好。’南宫敬叔丢了官,出国转了一圈又回来,带着很多珍宝准备行贿,所以老师说:‘像他这样,还不如丢了官就赶紧穷掉呢。’”

这里所谓石椁,就是用石材做的外棺。古人丧葬,尸体放进棺材,棺材外面再套一层大棺材,这个大棺材就叫椁。棺和椁一般都是木材打造的,桓司马用石材来做椁,显然规格更高,希望等自己死后,尸体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曾子把子游的这些话转告有子,很佩服有子的判断力。有子解释说:“老师做官的时候订过丧葬制度,要求棺厚四寸,椁厚五寸,所以我知道老师并不会希望人死后赶紧腐烂。老师当年在鲁国丢了官,准备去楚国做官,先后派了子夏和冉有探察情况,所以我知道老师并不会希望一个人丢了官就赶紧穷掉。”

(2)基准线和旁证

这个故事出自《礼记》,让我们知道断章取义有多害人。但是,我们读《论语》,恰恰最难避免的就是断章取义,因为《论语》收录的很多话都不带上下文的语境,还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怎么读,怎么理解,就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

传统的读法,一般都是先把孔子想象成一位圣人,圣人当然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所以那些貌似胸襟不开阔、目光不远大的话,一定要曲折地理解,切忌抠字眼。比如《论语》里边,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对不对,孔子的回答是:“如果‘以德报怨’的话,该拿什么报德呢?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从字面来看,这段话其实并不费解,只是大家很难接受孔圣人竟然不赞同“以德报怨”,更难接受的是,他老人家竟然主张“以直报怨”,难道是让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成?不,一定不可能,圣人的道德情怀难道还不如我家隔壁的二狗?那么,“以直报怨”的“直”一定是指某种宏伟的、博大精深的“正直”才对!朱熹就是这样理解的,说“以直报怨”就是大公无私。

这当然是想多了。但我们怎样判断这是“想多了”呢?很简单,我们要养成有子的判断力,还要在子游那里寻找证据。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各种相关文献当中,梳理出孔子言谈举止的基准线,拿这条基准线和各种旁证作为判断的依据。

(3)以直报怨,以牙还牙

“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的话题在《礼记》里也出现过,还讲得很详细。孔子是这样说的:“‘以德报怨’,人们就会受到鼓励,从此更努力地做好事;‘以怨报怨’,人们就会接受教训,从此不敢再做坏事。”接下来引用《诗经》和《尚书》的两段话,最后孔子说:“‘以德报怨’的人是但求消灾免祸、息事宁人的人,‘以怨报德’的人该受刑罚惩戒。”

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当然要表彰好人好事,惩罚坏人坏事,否则社会就乱套了。都不要说杀人放火这种事,就算是闯红灯、乱停车,如果不受制裁,交通秩序就不复存在了。在人际关系的角度,如果张三宠你爱你,李四打你骂你,你对张三、李四一视同仁,李四当然没意见,但你让张三怎么想?

我们看孔子的一生,别人怎样对他,他就怎样回报。如果在谁那里受了轻慢,马上打包走人,在谁那里受了威胁,马上背信弃义。他老人家既不会以德报怨,更不会顾全所谓大局。我们必须想到,孔子出生的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但那好歹是个低等贵族的家庭,他的毕生追求又都在贵族礼仪当中。贵族尤其在意脸面,比小市民更不怕得罪人。“以德报怨”,只想息事宁人,这是草根阶层的道德,一点都看不出高贵。

草根阶层只能靠这样的道德苟活,好死不如赖活着,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我们看耶稣的登山宝训,教育大家“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把内衣也一起给他。”这样的训诫之所以大行其道,这是因为耶稣的听众都是草根中的草根,一直以来都是以这种道德观念苟活着,否则早就起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了。耶稣的话,无非是给这种草根道德粉饰了一种神性,让他们不再觉得这有任何丢脸,反而觉得这很高尚。直到尼采出现,才揭示真相,痛骂这种奴隶式的道德。这方面的内容,等我讲到尼采的时候再仔细说。

(4)训诂、背景与心态

李零解释“以直报怨”,从训诂角度说“直”不是“正直”的“直”,而是“等值”的“值”,所以“以直报怨”也就是“以怨报怨”。孔子之所以不说“以怨报怨”,而是说“以直报怨”,因为古文“德”的写法有三种,声旁都是“直”,孔子恐怕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丧家狗》)

这是最合理的推测,因为从旁证来看,儒家伦理不但支持“以怨报怨”,甚至鼓吹血亲复仇。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杀了,你不必经过公权力,自己就有义务手刃仇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句名言就是从儒家来的。

我们今天一定会问:这属于刑事案件啊,难道不该由政府解决吗?

那么,如果政府无能,或者怠工,那该怎么办?

这就取决于你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社会了。

如果是专制时代,统治者最希望培养顺民,大家能忍则忍,尽量别给政府添麻烦。个人是不是伸张了正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要安定,受害者“以德报怨”也就是了嘛。

今日思考

当然,我们确实可以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批评孔子:“‘以直报怨’的人太小家子气,斤斤计较。贵族不是最讲风度吗,这样简直毫无风度可言。看看人家道家和佛家,要么闲云野鹤,要么万事不执着,多好!”还有另一种很典型的议论:“你就算‘以直报怨’了,除了给对方造成伤害之外,又改变了什么?对方给你造成的伤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无论你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泰然接受、迅速释怀呢?”

是啊,为什么呢?也许只因为孔子做梦。

是的,孔子该不该做梦,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明天我们就从这里继续。

王煜全  创新地图|糖电池与糖氢电池

朱之光,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化工、生物电化学、生物燃料电池、生物纳米技术等。2013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获得生物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13-16年期间,在美国与博士生导师张以恒教授创业,担任Cell-Free Bioinnovations公司的CTO。2016年回国加入中科院,担任研究员。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池越来越成为限制很多技术的瓶颈。我们的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耗电速度也越来越快,现有的手机锂电池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它有着几方面的问题,比如能量密度限制,单位重量存储的能量有限;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要受到航空管制,在飞机上无法托运;基于非可再生资源,不环保、不可持续。

为了取代锂电池,现在各种新型电池技术层出不穷,包括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超级电容、液流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等等。其中,燃料电池的应用较为成熟,氢燃料电池驱动的汽车几年前已被宝马、现代、丰田等大公司推向市场。基于氢气或甲醇燃料电池的移动供电设备也有商业化进展。

其实,除了这些电池,我们平时所吃的糖类也可以作为发电、制氢的来源,做成糖电池或者糖氢电池。在电影《回到未来2》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博士和主人公一时没有时光机汽车的燃料,情急之下,他们将房间里随便找来的糖果、可乐、巧克力等一股脑儿地丢进车的燃料箱,然后点火,车成功发动,“嗖”的一束光,飞回到未来。

为了实现这部电影中的场景,让人类在未来能够有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全世界的科学家正在试图从来源广阔、可持续的糖底物中,通过生物催化的方法获取氢能、电能等。科学上来讲,叫做生物制氢和生物燃料电池。

糖(氢)电池与生物燃料电池简介

我们所说的糖电池的全称应该是以糖为底物的依靠生物酶催化的燃料电池 ,糖通过酶反应直接产生电子。所谓底物,就是参与生化反应的物质,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反应物。糖氢电池则是两步, 先是糖通过体外酶反应产生氢,再和现在传统的氢燃料电池偶联。

为什么用糖来产生电能?试想一下我们人体或者绝大多数生物体,通过摄入糖分,在体内,经过几十步的生物化学催化反应,将糖分中的能量转化为自身生长与物质合成所需的能量。糖作为自然界创造的一大类物质,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虽然它的能量密度不及我们通常使用的汽油,也不及自然界另一大类储能物质脂肪,但是糖的能量密度较锂离子等金属电池,高出十倍之多。并且糖的分解相对容易,不像脂肪那么复杂。没有人会整天吃脂肪获取能量。此外,糖类可从生物质获得。生物质可以是植物、秸秆、有机垃圾、废弃物等等,其可利用的主要成分为糖类,主要来自于纤维素和淀粉。我们可以通过种草或者利用农业废弃的秸秆获取糖,是一种可持续、环保的方式。

为什么用酶催化? 生物催化,是指利用细胞或者酶为催化剂进行的化学反应。生物催化较化学和物理方法来说,具有条件温和、能耗低、安全、催化剂可持续、选择性高等优势。当然,也有一些普遍的问题,包括稳定性较差、催化活性较低、生产成本高等。目前,主流的生物催化方法,还是使用细胞催化 ,通过发酵,让细胞生长,同时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如氢气、电能等。 酶催化是将酶先分离出来,在细胞外进行生化反应。较细胞催化,酶催化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产品得率。 因为酶比细胞要小得多,单位重量或者体积上的催化能力因此大很多。比如,酶催化的生物燃料电池就比微生物(细胞)燃料电池有更高的反应速度,因而有更大的功率。微生物燃料电池目前只是在污水处理中有些应用,把一个零成本的东西,变成一点点有价值的电。而酶燃料电池是要把糖底物变成更多的电,用于电子产品等使用,价值也更高。此外,由于没有细胞生长的需求,酶催化可以将底物百分之百地转化为产物,更加高效。酶催化的生物制氢比微生物细胞产氢,效率高了几倍。传统微生物制氢有个生理极限,一分子糖只能产生4分子氢,而通过酶催化,可以产生12分子氢,达到了理论值。

糖(氢)电池研究进展

利用酶催化的糖电池,最早在上世纪60年代被美国NASA提出,意在给宇航员提供清洁能源,同时处理人体在太空中产生的废弃物。然而此研究的进展不是那么顺利,几十年来进步十分缓慢,始终存在着三个大问题:

人们一直无法将底物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产生的功率微乎其微;

系统的稳定性较差,使用寿命短。

其中,第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之前的糖电池研究中,科学家们通常只使用了1~2个酶,无法将糖完全氧化,完全释放储存的能量。这几年,来自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张以恒教授和朱之光博士团队在这一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成果。他们构建了一套多酶反应体系,又叫多酶分子机器,模拟人体在细胞内消化糖类产生能量的过程,成功地将糖类完全氧化,一分子糖产生了24个电子,从而证实了糖电池比锂电池有着更高的能量密度,该结果于2014年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最近,该团队又开发出可以同时利用蔗糖、葡萄糖、果糖三种混合糖的电池,并可直接利用可乐饮料中的糖分作为发电的底物。

糖电池的输出功率,直接决定了应用前景。 目前科学家都在攻克这一难题。朱之光博士团队的技术目前可达到2毫瓦每平方厘米的功率密度,属于最高的几个糖电池功率之一。 世界上最高的为日本索尼公司开发的糖电池,他们能达到10毫瓦每平方厘米。 这一功率,较氢燃料电池是很低的,原因主要在于,酶催化的活性还是比基于铂镍等稀有贵金属的催化剂要低一些,并且生物反应需要在液体的环境下进行,不像氢燃料电池直接通过气体,其传质(即物质浓度不均匀时发生的质量转移过程)和电子传递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功率密度,需要整合更多的生物化学、电化学、化学工程、纳米材料等一系列领域的知识。

在糖电池的稳定性方面,大家通常都认为酶是很脆弱的,不稳定。不过,很多酶其实是可以很稳定的。比如在我们的洗衣粉中的蛋白酶、血糖仪上的氧化酶等。 一方面,研究人员需要去挖掘一些天然热稳定性高的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蛋白质工程的方法,去改造酶分子,使之变得更稳定。

生物制氢与糖电池有着相似的原理,只不过是把电极换成了氢酶,不直接提取电子,而是生产氢气。张以恒教授团队从2007年到现在,同样利用多酶分子机器技术,获得了一系列体外酶法产氢的突破。目前该技术可从葡萄糖、蔗糖、木糖、果糖、淀粉、纤维素、生物质等底物中产生氢气,得率均达到理论每分子12个氢气。在产氢的速度方面,比糖电池直接产电速度快不少。十年来,张教授团队已经把速度又提高了3-400倍,目前为世界最高的糖产氢的速度,距离产业化用在氢燃料电池上只需再提高10倍。

糖(氢)电池商业化前景

未来世界的电能,朱之光博士认为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电网供电,主要用于家庭、办公室、充电站等主要通过电网,或者通过太阳能电池等提供电力;

第二种是移动供电,主要用于汽车等交通运输,以及人们的移动电子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可穿戴设备等供电。

如果糖电池和糖氢电池能最终实现产业化,可能会形成一个糖-氢-电循环的移动供电方案 。糖作为能量的载体,有多种优点,如便于携带、运输、安全、能量密度高、可持续等等。在未来,可以从太阳光和二氧化碳固定得到大量的生物质糖,然后当作一种能源物质交易和使用。糖氢电池生产速度较高,可以与氢燃料电池偶联,达到瓦到千瓦级别,用于汽车等交通工具;糖电池的生产速度较低,为毫瓦到瓦级别,可用于移动电子设备的供电。

现在糖电池处于研发阶段的后期,目前做的比较领先的实验室有朱之光团队,公司里做得最好的是日本的索尼公司。索尼作为锂电池的开拓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以糖为燃料的生物燃料电池有望成为新一代电池,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这项研究。目前,他们的功率输出做得最好。但朱之光博士团队的优势在于其多酶分子机器的手段,可以让电池达到最高的能量密度。美国军方也一直对此技术很感兴趣, 因为糖生物电池比锂电池供电系统更安全,且能量密度高,可以减轻士兵负重;用于无人机,可减轻飞机负重,同时让续航时间大大提升;也可用于野外基站小设备供电。

朱之光团队此前在美国创业了三年,基于多酶分子机器这一核心技术,获得过多项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DOE(美国能源部)的SBIR STTR资助。其中糖电池项目拿了两期,二期结束后,团队回国加入中科院,进行最后的产品优化和定型。现在产品原型的功率输出还比锂电池差很多,因此需要串并联很多个电池组,整个电池的体积就会很大。一个旅行箱那么大的生物电池,才能和一块锂电池充电宝功率相当。 不过,任何技术刚起步,都要经历优化,重组,再创新的阶段。 电脑刚问世的时候有几个房间大,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能够缩小到手掌这么大呢?

关于糖电池的商业模式,朱之光博士认为,可以像打印机和墨盒一样。用户可以比较便宜甚至免费地得到一个电池盒,但需要不断购买包含配好的糖、酶、其他反应物质的替换包,或者叫能量包,就像墨盒用完了需要替换一样。一个替换包,只有咖啡用的糖包那么大,便可以为手机提供几天的电能。

其实糖电池的原理和血糖仪一样,都是基于生物酶催化,与糖反应,产生电子。 血糖仪的电子太微弱,以至于只能作为一个信号检测用途。而糖电池,则是为了发电,需要很高的信号,或者说电流。现在以血糖仪为代表的很多生物传感器都是基于酶催化底物的反应,产生电信号,已经有了很多生物医药方面的用途。例如很多可植入式的生物传感器、心脏起搏器、或者用于检测人体生理指标的可穿戴设备。 糖电池由于它的生物兼容性和安全性,在未来也希望能够与这些可穿戴设备,或者医疗微电子设备相结合,用在人们的健康和医疗诊断上。 今后,也许人们可能喝下一罐可乐,一部分被身体吸收,另一部分可以被植入在皮肤上的糖电池利用,驱动手臂上的电子通讯装置,直接和远方的朋友视频。

糖氢电池方面,同样可以通过串并联几百个电池组的方式,驱动汽车。现在特斯拉这样的电车,或者宝马丰田这样的氢燃料电池车,都是通过电池组的形式实现的。我们可以出售更大体积的替换包,在加氢站,可以直接添加替换包里的糖粉。这些糖粉分别注入几百个小反应器,产生的氢气再成为氢燃料电池的燃料,发动汽车。

《回到未来2》那样的场景,在未来也许真的能实现。

王煜全,前沿侦察第345天。

吴军  第225封信丨没有悬念的比赛——柯洁对阵AlphaGo

今天和你分享一下我对AlphaGo战胜人类顶尖棋手的看法。

两周前一家媒体就即将进行的AlphaGo对阵柯洁一事对我进行了采访。虽然上次AlphaGo比较漂亮地战胜了李世石,并且在随后的60盘快棋中由它的新版本Master战胜了所有人类棋手的冠军,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想,计算机在常规赛中依然没有战胜人类排名第一的棋手(今天是柯洁),因此人类可能还有希望。

在当时的采访中我讲,人类这次赢棋的希望几乎为零,除非AlphaGo像上次对阵李世石时的第四盘那样出现了Bug。5月23日柯洁和AlphaGo的第一盘比赛也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当然,有人会说,AlphaGo这次只赢了1/4子(半目),说明它比人类也强不了太多。甚至有人讲,上次大胜李世石,这次只赢了一点点,说明人类进步也很快。

说这种话的人不仅是外行,而且有点偏见。根据围棋的规则,赢半目和赢20目没有差别。事实上,AlphaGo在中盘就确立了胜局,而且整盘棋柯洁都没有什么赢棋的机会,用看了这场对局的聂卫平九段的话讲,如果柯洁对面坐的是古力,他早就认输了。而对于AlphaGo,它的优化函数是保证胜率,而不是每盘棋赢得多么漂亮,因此在确定能获胜后,它的收官就下得非常无趣,只是保证获胜的概率。

人类接下来是否还能战胜计算机?这个可能性虽然不能说是零,但已经小得没有意义了,或者说讨论人类赢棋的概率这件事本身的必要性不大了。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和你分享我对AlphaGo战胜人类顶尖棋手的看法。

首先,当机器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很多地方超越人类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现实。从各种媒体上大家的反应来看,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找一些能够安慰自己的理由,试图证明计算机在下围棋上还是有缺陷的,人类还是有机会的,这种心态本身就有问题。

当然,这也是很多人认识发展必经的阶段。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还搞过不少次汽车和人的比赛,汽车和马的比赛。当时也有人试图说明在第一秒钟,人或者马还是比汽车强的,但是今天的人都看到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毫无意义。再过几年,人类看到计算机下围棋,就会如同今天人类看到汽车在路上飞奔一样,觉得计算机比人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两周前我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AlphaGo下棋时消耗的能量是人类大脑消耗能量的300倍,是否说明机器下棋的水平还是不如人?”

我是这样回答记者的:“今天高铁使用能量的效率也比人低多了,但是你如果想从北京去上海,会选择坐高铁,而不是自己跑步过去。同样的,将来解决很多智能问题,计算机能够做得又快又好,大家肯定会选择使用计算机来解决它们,而不是挖空脑子自己解决。”记者的这个问题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即通过贬低对方,为人类被超越找点理由,或者说找点尊严。

但是,尊严不需要这样去找。在火车、汽车被发明之后,人类的跑步冠军依然受到尊敬,没有人在奥运会上要和汽车赛跑,人类自己在比赛。奥运会的目的也不是测量世界上物体运动的绝对速度有多快,而是激励大家参加体育活动,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实际上,自从有了火车和汽车之后,人类因为有了闲暇时间,参加跑步运动的人还变多了。另外,在1997年,IBM研制的超级电脑 “深蓝”战胜了顶级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之后,国际象棋运动变得更热门了,因为不少业余棋手发现下棋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2016年AlphaGo和李世石对弈之前,中国人对围棋的关注度已经在下降了,而这件事情开始让全国老百姓重新关注这项运动,并且有更多的人开始下棋了。下围棋本身是一项非常健康的运动,不仅能够训练思维能力,而且能够让人的心态变得平和。

第二,AlphaGo的出现可以让围棋选手的水平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当计算机在国际象棋领域全面超越人类之后,今天人类的顶尖棋手是靠计算机来辅助训练的,以至于他们的水平比当年的卡斯帕罗夫都高了很多。当今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创造了人类棋手史上最高的国际等级分的芒努斯·卡尔森是这样介绍他练习的方式的:

“计算机非常重要。我所有的分析都是计算机帮助作出的。你总是需要它。我在家总是在计算机上练习。我和别人下棋时用棋盘。我自己(下棋时),则用计算机。”

在围棋界,大家的共识也是如此,如果人类棋手能够让AlphaGo来做陪练,水平将大幅提升。

今年四月份,前世界冠军古力九段和我在清华就计算机下棋这件事做过一个对话,古力讲,在过去,他们下出一步棋,是否下得好,常常需要在整盘棋结束后才能知道,虽然棋手们可以复盘,但是中间那么多的变化其实让大家很难判断一步棋的好坏。如果AlphaGo能够告诉他每一步棋下出来后,胜率的变化,那么人类棋手就能够迅速地学习和进步了。

事实上,人类已经从AlphaGo身上学到了一些招数,比如开局“点三三”的下法。在国家围棋队他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玩笑话,“你这步下得有点AlphaGo的意思么!”意思是说,这步棋不符合常规,但可能是一步好棋。

作为和AlphaGo的变身Master下过三盘棋的古力,是这样和我谈论他的感受的,第一盘多少还有点侥幸,想自己万一运气好,蒙上一盘,也未可知。第二、三盘下下来,那是非常绝望的,因为完全找不到获胜的机会。AlphaGo的大局太强了,人类棋手有明显差距,真到了最后收官时,盘面比较确定,人类的差距反而小了。

也就是说,计算机在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上比人类强很多。古力讲,他最希望的就是下棋时AlphaGo能够给他支招,作为参考。他的这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因为5月26日会有一场特别对局,古力对阵连笑,这场对局,双方都会有AlphaGo在背后支招。

第三,要用发展以及寻找机会的眼光来看待科技进步。当一个行业出现巨大的技术飞跃时,原来的平衡必将被打破,虽然我们很多人不愿意,但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在新的常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1835年,莫尔斯发明了有线电报,1844年,美国第一条城际电报线建成,从巴尔的摩到64公里之外的华盛顿。这使得通信的速度极大地提高。在此之前,美国快速信息的传递是靠一家叫做“小马快递” (Pony Express)的公司进行的。顾名思义,那家公司用马来传递信息,有点像中国过去的“600里加急”。

在一开始,电报的优势还不那么明显,因为编码和译电是个瓶颈,电报的费用也比较高,如果短途传递比较多的文字,小马快递还是比较合算的。但是随着电报的发展,小马快递的业务不断萎缩,最后终于关门了。

但是,就在小马快递的年代,欧洲有一个德国人用类似的方法建立了一家信息传递公司,他使用的是信鸽。但是,当电报出现后,他敏锐地看到了电报对未来通信的影响,一年之后,他就改由电报传送讯息。

又过了几年,到了1851年,他跑到英国成立了办事处,他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签下一纸合约,通过海底电报线向英国提供欧洲大陆的股市行情,以换取英国股市的信息。七年后,即1858年,他的电报新闻生意终于渗透到报社,开始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提供电报新闻。又过了七年,即1865年,这个人干脆将自己的公司改成了股份有限公司并将新闻社的总部搬到了伦敦。这个德国人叫做保罗· 朱利斯· 路透,而他的公司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路透社。

从小马快递和路透对新技术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技术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些人否定它们,或者只把它们看成危机,另一些人看到的则是机会。同样是“机”,“危机”和“机会”,一字之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讲回到AlphaGo,它更多地反映出今天机器所达到的智能水平,而不仅仅是下围棋的机器。今后,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做更多的事情。

这就是我对AlphaGo的看法,对于它你有什么看法,不妨分享出来。

万维钢  日课195丨为什么非得是“大”数据

今天咱们继续说赛斯·史蒂芬斯-大卫德威茨的《人人说谎:大数据、新数据以及关于真实的你我,互联网能告诉我们什么》这本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大数据”这个词现在用得有点泛滥了,简直是浮夸。媒体是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跟大数据扯在一起,研究者也特别爱吹嘘自己的数据量有多“大” —— 赛斯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就发现,这个研究者说自己用了有几个G的数据,下一个研究者就说他用了几个T的数据 —— 就好像数据量越大越厉害似的。

可是我们在《最简单的科学决策法》这期专栏里说过,有很多基于统计的判断决策,使用简单的几个指标就能做得很好,再上更多的数据也不能让判断更准确。

赛斯也举了个例子。一个烧红的炉子,你只要触碰一下就知道这东西危险不能碰;可是要想知道喝咖啡能不能导致头痛,你大概要喝上几千杯才能看出效果来。

如此说来,明显的效应只要小数据就够了,不明显的效应才需要大数据。

那难道说,必须用大数据才能得出的结论,都是不重要的结论吗?也不是。赛斯在书中列举了大数据的三个关键用处。

1.从罕见的案例中发现规律

胰腺癌并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癌症,但是非常危险,确诊之后五年的存活率只有3%。如果能提前发现胰腺癌的迹象,尽早干预,就非常关键。那么当一个人身上出现了哪些症状,他就应该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得了胰腺癌呢?

有研究者使用微软的 Bing 搜索记录,找到了一些规律。这个研究方法是先锁定那些在网上搜索诸如“我被诊断出胰腺癌,我该怎么办”之类的人 —— 这些人十有八九就是真的得了胰腺癌。然后再看这些人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前,是否搜索过其他跟健康有关的症状。再把这些症状跟没有得胰腺癌的人平时搜索的健康问题对比,发现那些属于胰腺癌患者的独特症状,那就可能是胰腺癌的前兆。

研究者发现两组独特症状。第一组是背痛加皮肤变黄,第二组是消化不良伴随腹痛。单纯的背痛或者单纯的消化不良,并不表示得了胰腺癌,但是如果有皮肤变黄和腹痛的伴随症状,那就很可能是胰腺癌。

没有这些症状也可能得胰腺癌。但使用这些症状,可以提前锁定5%到15%的胰腺癌患者,这个比例不高,但也等于是多救了很多人。

而最关键的在于,这些前兆症状完全是由大数据发现的!一般人身边并没有很多得了胰腺癌的人。就算是胰腺癌患者,也不太可能记得自己几个月之前有过什么特别的症状。只靠人观察,很难注意到这些症状和胰腺癌的联系。但是大数据做到了。研究者可以像大海捞针一般,从大数据中发现这些关键信息。

2.量化一个效应的大小

我们知道好天气能让人心情愉快,而阴雨绵绵或者是寒冷的天气,则让人心情也糟糕。美国有些地方,像芝加哥的天气就常常是阴冷的;而有些地方,像加州和夏威夷,就常常是阳光灿烂。

好,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一个住在芝加哥的抑郁症患者,为了治疗抑郁症,获得好心情,他是不是应该搬家到夏威夷去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知道*搬到夏威夷会缓解抑郁症,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缓解的程度是大是小。我们需要一个量化的评估。

Google 的搜索数据可以帮助你。研究显示,住在夏威夷的人,搜索“抑郁症”的比率,比像芝加哥这样的寒冷地区低了40%。这个效果有多好呢?要知道,哪怕最好的抗抑郁药物,也只能让抑郁症的发病率减少20%。

那如此说来,如果你一到冬天就抑郁,最好的办法不是吃药,而是搬到夏威夷去。大数据告诉我们,搬家的效果,大约是吃药的两倍。

3.发现反直觉的结论

假设现在你有两个潜在的结婚对象。第一个人跟你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第二个人则是一个圈外人,你不熟悉他/她的朋友,他/她也不熟悉你的朋友。那么请问,如果你想要的是长期的关系,你应该跟谁结婚呢?

直觉来说,也许应该选第一个人。这个人跟你的朋友们相处融洽,那就说明你们有很多共同点,想必结婚之后你们两个也会相处得很好。对吧?

不对。我们在 Facebook 上的交友状况,和单身/已婚/有男女朋友的状况都是公开的,研究者就用 Facebook 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他们锁定那些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关系的人,看看他们的朋友圈有多少重合之处。结果发现,朋友圈重合度越高的夫妻或者男女朋友,越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后宣布再次单身。也就是说,最持久的关系,往往是双方各自有不同的朋友圈。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数据不能告诉我们原因 ——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也许你身边有一对夫妇,感情良好,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那你就应该知道,这只是特例。人很容易被身边的特例影响判断,而大数据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赛斯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反直觉的发现。我们知道很多 NBA 球星是出生于贫困家庭,有很多还是来自单亲家庭,那你说,到底是单亲贫困家庭容易出球星呢,还是双亲中产家庭容易出球星?

这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也许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自立,拼搏能力更强;也许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缺乏管教。真正的麻烦在于,根本就不存在每个 NBA 球员小时候的家庭状况数据。赛斯想了各种办法。他考察了每个球员都是在哪里出生的,然后看看这些出生地的贫富程度如何。他尽可能地追溯每个球员的家族历史,他甚至还通过球员的名字判断他是不是来自单亲家庭。原来还有一个规律,单亲妈妈总爱给孩子起一个比较怪的名字,而双亲家庭给孩子起的名就比较正常。

说到这我真是挺佩服赛斯。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他不仅仅是用什么数学工具从现有的数据里发掘事实,他还能主动寻找各种相关的数据,他知道去哪找,而且还真找到了。就这样赛斯把几个数据库连在一起,才算是发现了答案。

答案是来自父母双全的中产家庭的球员更容易取得好成绩。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从小营养好,所以长得更高。第二是这样的孩子社交能力更强。这两个素质对打篮球来说太重要了。身高的优势就不用说了。关于第二点,咱们在《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是一种理性》这期专栏里说过,有些 NBA 球星从小养成的思维模式就不行,有点钱就忘乎所以,实在不利于事业成功。

所以,大数据确实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东西。

丨万维钢的评论

我读这本书之前,最担心的问题是使用网上搜索数据获得的结论可能是有偏见的。毕竟你研究的都是“会使用搜索引擎的人” —— 这些人能有多大代表性呢?他们的文化程度,甚至收入水平,可能都高于一般人。再者,就算我在网上搜索了“nigger”这个词,那也不能说我就是个种族歧视者吧?也许我就是个想要知道美国人如何使用 nigger 这个词的科研人员。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排除呢?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的担心就有所减弱了。首先现在互联网已经非常普及,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学会了上网。其次,大部分人在网上搜索的东西是和他自身状况相关的,像我这样纯粹出于好奇心去搜索的人应该很少。

更重要的是,我注意到研究者并没有把“搜索”的人和“不搜索”的人比较。他们是拿搜索结果和搜索结果比较。比如说,研究者并没有把在网上搜索“无性婚姻”的人所占的比例,就当成美国无性婚姻的比例 —— 他们是把搜索“无性婚姻”跟搜索“不幸婚姻”、“无爱婚姻”的人作比较,说明“无性婚姻”比“不幸婚姻”和“无爱婚姻”的问题都严重,这就的确比较有说服力。

这样说来,该考虑到的问题,大数据的研究者们可能也都已经考虑到了,那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他们的结论。当然一切研究方法都是有漏洞的,任何结论都只能作为参考。而这本书中的某些结论的确很有意思,咱们下次再说。

丨由此得到

你察觉不到的规律,大数据能察觉到;你察觉到了的效应,大数据能评估这个效应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大数据能得出一些跟我们的直觉相反,但却是更可信的结论。

罗辑思维【制造业晴雨表】上

这两年,有一场很热闹的争论,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那个更重要?

几年前,格力的董明珠曾经和小米的雷军打了个赌。董明珠说,如果五年以后小米的营业额超过格力,她就输给雷军10亿元。

董明珠打这个赌,显然是因为她对互联网新经济很不服气。互联网当时确实是太热了,国家舞台上有那么多产业,但是舆论的聚光灯好像只打在互联网产业上。作为制造业大企业的董事长,董明珠当然认为制造业更重要、更基础。

随后,娃哈哈老板宗庆后也加入论战,说虚拟经济不能搞过头,否则会损害实体经济。大人物这么说了,所以民间也有很多人跟风,说是马云、马化腾这些人搞坏了实体经济。

那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一般把制造业称为实体经济,把互联网、金融业等服务业称为虚拟经济。其实,“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个划分方法的毛病很多。所以我们接下来用一个更清晰的说法,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谈这个问题。

制造业和服务业,到底有没有轻重之分?如果有的话,哪个更重要呢?

认为制造业更重要的人,他们的理由包括:制造业雇用了更多的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制造业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东西;制造业能拉动上下游众多产业等等。

但是这些理由,往往架不住分析。

比如,服务业或者说虚拟经济同样雇用了大量劳动力。甚至,同样的投资额之下,相比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服务业雇用的劳动力其实更多。

一个小饭馆包括厨子、跑堂、小工等等,要雇上好几个人,投资可能不过几万、十几万元。而那些投资巨大、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厂,工人却不多。往往投资很多亿,几百上千人足够了。

全世界雇员最多的企业是沃尔玛,那是大型超市,这就是典型的服务业。他们不制造什么东西,只是把别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卖来卖去。

再比如,制造业虽然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东西,但你不能说微信、淘宝、快递提供的服务就是“虚”的吧?对于人的需求来说,到底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物,其实并不重要。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但银行一旦出问题,那可是事关无数人的身家性命,一点也不“虚”。

还有,说制造业拉动上下游众多产业。那么,淘宝如果说是第二的话,天下没人敢说第一。被淘宝直接、间接拉动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多到无法计量。不仅是数量上拉动,淘宝还深刻地改变了很多行业,甚至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很多行业。

你看,这不是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功劳吗?

这么一分析,把虚拟经济或者服务业,和制造业说成是对立的关系,实在站不住脚,它们实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所以,这场笔墨官司如果这么打,谁也打不赢。

最近,我们节目的策划人李子旸老师,给我谈了一个思路。换了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变得有意思了。

李子旸老师说,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制造业确实更加重要。但是他讲的这个“重要”的理由,和我们一般以为的不一样。

我们先绕个弯子,分析一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到底有啥区别。

我们直觉上就会认为,制造业涉及的具体实物会更多。互联网公司虽然市值很高,但固定资产却不重要。主要就是员工使用的计算机和一些网络设备、办公家具什么的,有的公司甚至是员工自备电脑。银行也差不多,有一些办公设备,但相比银行的资产总额,这些固定资产并不重要。储蓄银行还有一些遍布各地的房产,如果是投资银行,可能一座小楼足矣。

但是制造业的企业,就不一样了。工业设备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往往是专用的,一旦建成就没法派别的用场,甚至很难移动。比如说炼钢炉、化工管线、汽车生产线等等。

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服务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实物资产”的轻重不同。这个区别,看似很表面,但是你往下一深想,就会发现问题不这么简单。

因为制造业要和实实在在的实物资产打交道,所以它必然和周边社会有更实在的联系,对社会有更深入、更强烈的依赖。社会方方面面的条件、环境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制造业企业。

比如,制造业企业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就很强。如果没有可以充分保障物流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开办。没有平稳的电力、水资源供应,很多工厂也无法开工。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场地,或废弃物排放空间,工厂都无法兴建。

相对来说,服务业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依赖则要轻得多。落后国家里照样会有五星级酒店。尘土飞扬的劣质马路旁边,开个饭馆,毫无问题。事实上,落后国家的识别标志之一,就是在城市的一片破破烂烂之中,却有非常高级豪华的消费场所。但是,在这些落后国家中,你很难看到先进漂亮的工厂。

举个例子,印度虽然在基础设施上很落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互联网成为“世界办公室”。印度互联网服务企业,需要的只是一小块封闭园区,“打开门,是第三世界。关上门,就是第一世界。”没有电力供应都不要紧,他们可以自备发电机;没有光缆网,他们可以通过卫星通讯和客户联系;数据中心很重要,但数据中心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甚至国外。他们并不依赖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大型仓库、物流中心、发电厂、垃圾站这些基础设施。

对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精英来说,也一样。除了美国本部的安全和舒适以外,他们对外界的需求可能就只有连接纽约、伦敦、东京、香港、迪拜、法兰克福等等几个超级大都市的空中航线,和城市中的五星级酒店而已。有这些他们就能正常工作,而且赚大钱。至于社会其他部分,好也罢歹也罢,对他们来说,都意义不大。

我们还可以再深想一层,不仅是硬件的基础设施,对社会的软环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也大不相同。比如海关,它的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对制造业进出口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对服务业的影响就小得多。

相比服务业,制造业最大的特征,是在社会中的“扎根”程度要深得多,因此,制造业对社会硬件、软件环境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

所以,即使社会软硬件环境不理想,服务业也有可能继续发展,甚至发展得不错;但在同样不理想的环境下,制造业却很难发展,至少不会大规模成功发展。

结论来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不在于制造业本身。什么更多地雇用劳动力,推动技术更快进步,拉动上下游产业链等等,这些不重要,或者说服务业也能做到。

制造业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环境和条件,水平优劣的晴雨表、温度计、测量仪。

只有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社会里,制造业才会高速发展。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制造业发达的社会,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制造业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重要性。

腾讯如何从模仿者变成创新者

随着微信的成功,腾讯逐渐从模仿者变成了创新者,那腾讯的创新力是从哪来的呢?最近,腾讯互联网和社会研究中心总监王晓冰,在《清华管理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帮我们还原了腾讯的创新力之源。

王晓冰通过对《腾讯传》这本书的解读,发现腾讯的创新力来自于对用户的理解和洞察。归纳起来,重视用户的体验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痛点的觉察;第三步则是对用户的洞察。

举个例子,1998年,马化腾和张志东准备做QQ,当时叫OICQ。那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模仿ICQ的即时通讯产品。在第一次技术讨论会上,马化腾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用户在哪上网?”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电脑还没有普及,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主要在网吧上网,而且那时候是电话拨号上网,网速非常慢。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当时ICQ的大小在3-5MB,下载要几十分钟;ICQ把用户资料存在电脑上,如果用户用另一台电脑上网,原来的内容和列表就不见了。于是,为了提高下载速度,第一版的QQ被压缩到了220KB,5分钟就能下完。另外,腾讯把用户资料存在了公司后台的服务器上,这样不管在哪上网,用户都可以随时调出相关信息。

这种对用户痛点的觉察,帮QQ走出了创新的第一步,也奠定了腾讯产品开发的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从用户痛点出发去寻找解决方案。所以,当被问到创业者应该如何寻找创新路径的时候,马化腾给出的建议是,最开始创业的时候,要想小一点儿,专注解决一个痛点问题。

说完了对痛点的觉察,我们再来看看对人性的洞察。张小龙曾经总结自己的产品观,其中一条是:让用户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都知道,发朋友圈的时候先要选图片,如果想要发一条纯文字的朋友圈,需要长按发朋友圈这个按钮。这是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功能。但是依靠用户之间的口口相传,大家都学会了。而用户主动传播这个功能的动力就在于,传播的过程中,让用户觉得自己很厉害。

此外,这种洞察不仅和用户隐藏的基础需求有关,很多时候,洞察也来自于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比如,腾讯花了很长的时间,想让用户给数字音乐付费,但都不成功。后来,QQ音乐团队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什么情境下人们愿意花钱买正版音乐。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场景音乐。后来,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QQ音乐绿钻贵族”的包月服务,结果很成功,有一半以上的用户是为了QQ空间的场景音乐而买了“绿钻”。这是一个典型的基于文化的洞察,QQ音乐团队想到了中国人好客这一点,然后做了一个假设,虽然人们不太习惯买正版音乐,但却有可能愿意在自己的QQ空间用音乐来款待客人。

再比如,微信红包也是文化洞察的一个经典案例。中国人喜欢红包,而抢红包则大大增加了这一传统仪式的趣味性。

王晓冰认为,如果把创新当做练武功,从研究用户体验到发现用户痛点,创新的头两步相当于练内力和学招术,对用户的洞察则是打通任督二脉之后的最高境界。从iPhone到微信,最伟大的创新都来自于对用户的洞察。如果产品的开发设计建立在对用户洞察的基础上,创新就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一句话带过的:

思想可以特立独行,生活方式最好随大流——熊太行

投石器用的都是鹅卵石,浑圆的石头飞得更远。

大多数人自认为思想特立独行的人,关键问题是见识比较少。他不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才华横溢,是因为他根本没见过什么像样的才华,他们都是很平庸的人。思想平庸,对自己的评价很高,还按照自己的会乱想来行事,十之八九是妄人。妄人是团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不尽快清除会害死大家。

真正有价值的是看上去平常不过的人,也许刚开始相交时觉得此人普通。但是继续深交,会发现他的内心是一个宝库,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叫上这样的朋友,跟他呆坐闲聊都是享受。与他们相处就是“如沐春风”。

屈原与离骚便是特立独行的代表

编辑:房产 本文来源:2017-05-24 《论语》的读法,糖电池与糖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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